尴尬的中国近代史

作者潘忠伟

 

      今天下午听中国近代政治史，王开玺教授（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很有感慨的跟我们这些后生小子这样说，现在国内搞近代史研究的，我敢说，已经认认真真看过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不超过30％。他不是凭感觉得出这番结论的，有一次，他参考有关黄爵滋禁烟奏折的论文时，居然发现有三篇论文的引文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是王老师比较有涵养的缘故，他并没有说这些人互相抄袭，而是说这些作者并没有认真去核对引文，这样的“硬伤”是很难让读者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件事情似乎让他想起了许多的事情，就跟我们继续“瞎侃”：本来，黄爵滋的建议有许多地方都是不对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但他所见的论文中，结论几乎是千篇一律。
      王老师的一番话让我想起了很多，去年上近代史基础理论课的时候，史革新教授（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经很直接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史长期以来以“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和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研究重心，这种状况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可取之处，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当史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语调之中对我们这些后生明显有某种难得一见的期待心理。
      从这两位老师课堂的题外话中，我至少能看出这些学者本身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是有些牢骚的。牢骚从何而来？根据我粗陋的判断，除了两位教授谈到的问题外，大概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近代史无自主研究的思考权利，这点大家好理解，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一直承担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任，这就使得本来正常的史学研究不得不侧重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一方面，诸位有兴趣，不妨随便翻翻那些专业期刊，其中的许多结论都可以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找到，原因不言自明。当然，缺乏自主思考的权力，最为根本的一点是，有些领袖已经替我们思考过所有重大问题了，自己的意见最高明，也不能随便违背任何一位已经没有活着的领袖。
      其二，近代史研究似乎很缺乏合理的研究逻辑。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路径，但是到近代之后，中国传统的学术道统就出现深刻的传承危机。古代学人的学问道路和我们今人的学术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是非非的取舍问题，但古代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却在我们这一代中断了。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跨学科以及国外同行成果的吸收过程相当迟缓。可能我是跨学科考生的关系，这点体会过于明显了。读者只要自己有心，就会发现这种学科之间的交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是很少的。而对于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我们顶多是在参考资料中列入相应的陈旧论文（注意：不是最新的），至于能否严肃对待，那就很难预料了。
      其三，中国近代史在各种庸俗的“当下化”诠释过程中，发生了惊人了事实裂变。虽然我们都喜欢用真实性作为历史的第一要义，是否如此，我们可以商榷。不过，历史最起码需要合理的解释，可信的历史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为什么如此枯燥，并不是它离我们太近了，而是许多东西都无历史事实的依托，一味为了迎合某种观念而任意割裂历史事实，这样做不仅没有能够让自己的解释更为合理，相反，倒是让人看出许多弊端和互相矛盾的地方，自然，失望也会随之而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爱大清是错，卖大清是错，造反是错，忠君也是错，……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错误答案，让读者怎么去做判断”？（据水木清华一用户的签名档改编，其格式最初为一摇滚歌手的唱词）也许这番话有些偏颇，但颇能反映一些问题。
      其四，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史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最为离奇的道德取向。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唯独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及其学生却不这样。我是很少见到一个专家或者学者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极尽痛骂之能事。比如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比如祸国殃民的某某某人物，这些话虽然现在多半成为一种套话（幸亏如此，否则叫人怎么能够忍受？），但这些套话本身却包含了及其怪诞的道德扭曲。如果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感，那么，你还谈什么研究？更何况，无论多么腐败的清王朝，它毕竟是我们的老祖宗，是我们的前几代人。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国家为了让自己的后代爱国，竟然用痛骂祖宗的方式进行教育。殊不知，社会缺乏所谓的人文关怀，关键的原因是那些最应该具有人文精神的“圈内人”全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良心。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标准，只要我还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生，我就不会对清王朝随意进行某种道德裁判。腐败也好，卖国也好，那不是历史本身能够轻易做出的道德判断。
       以上说的这些，大概就是我总结的几点。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大家自己去总结。说得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要有一些历史的良心，让中国近代史不要长久尴尬下去。毕竟，它的史料比中国古代史要丰富，它的语言不是令人头疼的外语和那些Documents，而且，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什么要担心的？